胡耀邦与广元人民的未了情(上)

发布时间:2018-06-25

1949年10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与司令员贺龙等人一起,率领兵团沿秦岭北麓分左、中、右3路,昼夜兼程,向敌人的大巴山防线进军。12月14日,解放军的两个团以破竹之势解放了川北重镇广元,古老的广元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12月16日,胡耀邦等到达广元,住上河街赵朗如公寓。傍晚,胡耀邦等在大西门外周家院接见了广元县临时治安维持委员会成员。在听取了汇报后,胡耀邦指示将“广元临时治安委员会”改称“广元县支前委员会”,并叮嘱支前委副主任马凤岐给旺苍知名人士李克明写信,要求其转告国民党旺苍县长向伯矩,要他坚守岗位,迎接解放,等待接管。旺苍地方当局见大势所趋,表示愿意接受和平解放。

1950年2月,胡耀邦出任中共川北区委员会书记兼川军区政委,川北行政公署主任,成为川北党政军一把手,从此,他便与广元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川北区辖南充、遂宁、达县、剑阁等4个行署专区,而剑阁专区区委、行署则设在广元,胡耀邦曾在军分区政治部即广元将军桥南约300米的一幢青瓦小楼里办公。在一次会议上,胡耀邦动情地说:“今后要把咱们的嘉陵江建设得像伏尔加河那么美丽,让轮船从重庆直接开到广元来。”

“呜,呜!”2014年12 月 27 日上午11时许,伴随着浑厚的汽笛声,长 66 米、宽10.09米的首艘“广元造”千吨级集散两用轮船“腾胜贰号”,平稳驶离红岩港口,标志着胡耀邦64年前的预言已经实现。然青山尤在,斯人已去。

“独秀红梅随冬去,落絮细雨泣无声。人生自古谁无死,忠魂丹心慰后人。”在2015年胡耀邦百年诞辰之前,笔者辗转广元、绵阳、成都等地,查阅了大量史料,先后采访了6位广元人或他们的后代,听他们讲述了当年与胡耀邦那段鲜为人知而又非同寻常的交往……

与回民领袖肝胆相照

“别来卅载会难期,夙夜愀然我自思。虚度年华今又老,愧无一善报君知。”

“这是我1982年写给胡耀邦信中的一首诗,不知他收到没有。”原川北30多个县的回民领袖、四川省伊斯兰协会副主席、省政协委员余子云,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1908年2月2日,余子云出生于广元县下河街一个回族家庭,伊斯兰教经名“达吾法”,1930年毕业于广元中学师范班。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23岁的余子云凭着一腔热血,在广元组织学生成立抗日救国义勇军,自任队长,并率队到成都请求出川抗日,后被强令解散。旋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二混成旅五团任少校书记。1935年任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抚边知事,翌年任广元县财务委员、军运代办所所长、粮秣处长、参议员,被公推为回教救国协会广元支会总干事。1945年,余子云创办了广元第一所少数民族学校清真小学并出任校长,学校后更名为广元县伊斯兰完全小学。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思想进步的余子云曾多次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中共地下党员。

1949年下半年,胡耀邦派人与余子云取得联系,并给他布置了5项任务:保护地方档案;保护地下党员及进步人士;保护全县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保护仓库;保护银行。余子云按照胡耀邦的指示暗中做了部署。

不久,第十八兵团先遣团马团长秘密潜入广元,对余子云说:“余先生,明天大部队就要到,请先生想法为大军筹集粮草,广元、昭化、旺苍等后方的事还请先生多费心。”余子云一口答应下来。

由于县城无大量存粮可供,余子云连夜派人到元坝、大石等地鸣锣通知,要各保各甲各出二担粮食,连夜送往广元县衙。余子云一面派人给解放军送粮,一面辗转各地继续筹粮,并源源不断送到广元,保证了解放大军的供给。

解放以后,为了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民族团结政策,余子云将伊斯兰完全小学捐给人民政府,更名为广元民族小学(现嘉陵小学)。

1950年上半年,毛泽东亲笔签发了任命余子云为川北行署委员的任命书,当时的《川北日报》也刊发了这一消息。余子云事后得知,他的这一任职是由胡耀邦亲自向毛泽东推荐的。

当时,余子云既高兴又有疑虑,因为他在川北行署人地生疏,不知道自己能否与那里的领导相处融洽。

在南充,各级领导尤其是胡耀邦,十分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的正直无私、襟怀坦荡,特别是对党外民主人士的真诚相待,使余子云感到十分温暖,消除了心中的疑虑。

1950年6月23日,川北各界代表大会召开,许多委员踊跃发言,而余子云因为有思想顾虑,直到大会结束那天仍一言不发。细心的胡耀邦发现这一情况后,在会间休息时来到余子云面前,说:“你是川北几十个县的回民代表,不讲话不好嘛!谈谈回民对党的民族政策有何意见和要求吧?”余子云受到鼓舞和激励,于是走向讲台,把他到行署几天来的亲身感受及疑虑毫无忌讳地讲了出来。

“余先生的讲话,明天就见报。”胡耀邦握着余子云的手说,“余先生,你讲得好,我们共产党人与党外人士交朋友,就是要推心置腹,开心见肠,无话不谈。若是有话隐在心里,彼此猜疑,怎么能共事呢?”听了胡耀邦这番话,余子云既惭愧,又激动,把胡耀邦的手握得更紧:“胡主任,共产党把我当真朋友,我就大胆干!”会后,胡耀邦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当喊到最后一句:“我们要为川北人民做好事做到底,我们要为建设新川北而奋斗”时,余子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川北日报》果然登出了余子云发言的文章。

在清匪反霸、土改的日子里,按照胡耀邦的安排,余子云一直在广元忙着硝磺厂里的事。一天,他突然接到从南充发来的急电:立即赶回南充。余子云急忙丢下工作连夜赶到南充。

一见着余子云,胡耀邦劈头就问:“你的土地是如何解决的?”

“我没有一片土地。”余子云回答。

胡耀邦疑惑不解地说:“那你一家二十多口人的吃饭、生活从哪里来?”

“靠父亲行医,买粮吃饭呀!”余子云据实回答。

“这次反霸,群众给你提了什么意见?”胡耀邦又问。

“没有。”

“你是地方上的当权派、川北几县的舵把子、袍哥大爷,当过县长,二十几岁就在国民党军队任少校秘书,群众哪能没意见?”

“这两个月来,天天都在开群众大会,诉苦伸冤,没有听说有人给我提意见呐!”余子云一头雾水,不明白胡耀邦到底要说什么。

胡耀邦点燃一支香烟,叮嘱道:“好,那我放心了,你回去吧,就在行署,哪里都不要去,地方上的工作暂时放一下,以后再说。”

从胡耀邦办公室出来后,余子云对川北行署任副主任兼工业厅长、川北土改工作委员会主任裴昌会讲了见到胡耀邦的情况,纳闷地说:“我以为有什么大事,就是问问我家里的土地……”

裴昌会打断余子云的话,说:“你太糊涂了,这么大的运动,哪个行署委员还敢呆在地方家里呢?如果你出了事,行署要人,地方不放,怎么办!胡主任要我急电让你来南充,就是让你免受群众冲击,你还不知道呢!”听裴昌会这么一说,余子云才恍然大悟,深感胡耀邦的用心良苦,心里十分感动。

原来,当时一些人对过去的军阀、起义投诚人员不满,认为这些人昨天还拿枪打共产党,今天又成了民主人士,当了共产党的座上客。尤其是在清匪反霸中,各地农民对一些过去有民愤的民主人士意见很大,纷纷要求政府逮捕法办。巴中、江油、平武、达县的一批农民代表甚至到行署要人,胡耀邦一面派人到各县做说服工作,一面通知当地政府对民主人士加以保护。胡耀邦担心余子云在广元受到当地农民冲击,故托裴昌会急电将其召回南充保护起来。不仅如此,不少民主人士包括其家属都被胡耀邦接到了行署,并做了妥善的安排。

最让余子云难忘的是1952年的一件事,那年春旱,川北各地受灾严重,不少农民以红苕叶充饥度日。在一次例会上,胡耀邦说:“眼下春旱严重,共产党不准饿死一个人,前几天我已派人到农村查看灾情,发放钱粮,救济工作已在进行。我担心的是接着夏旱,到那时我愿带头到农村抗旱,大家愿不愿意跟我去?”

“愿意!”大家一致表态拥护。

胡耀邦提高了声音说:“从今天起,我带头将小灶伙食改为大灶伙食,同人民共度难关,不知各位先生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大家一致同意。

第二天,川北行署包括胡耀邦在内的高级干部以及民主人士都开始吃大锅伙食了。

1952年9月,川北、川南、川东、川西行署均被撤销,合并为四川省,余子云调入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任委员,胡耀邦亲自给余子云写了鉴定:“余子云解放前与十八兵团有联系,筹集粮食支援部队,解放后为政府办厂有功……”

“文化大革命”中,余子云被红卫兵抄了家,扫地出门,毛泽东亲笔签发的委任书,胡耀邦亲笔写的鉴定以及他和胡耀邦的合影照片,《四川省伊斯兰教史》手稿均被作为“罪证”抄走,从此没有了下落。

1982年夏天,余子云赴京参加全国伊斯兰教协会会议,打算把朱德送给其老师刘寿川的一根拐棍(因余子云与刘寿川曾在川北行署共过事,又一同住成都的一个宅院,相处甚密,故刘寿川转送给了他)亲手转送给胡耀邦。

到京后,恰逢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召开前夕,余子云觉得胡耀邦日理万机,不便前去打扰,于是提笔给胡耀邦写了一封问候信:“胡书记您好,川北匆匆一别,相见亦难,迄今已30余年矣,昔日承蒙您的关心,子云得以在川北行署立足,您对民主人士以诚相待,改变了我的人生,坚定了我跟共产党走的信念,子云当终生铭记。惭愧的是吾年过七旬尚无建树,大恩何以为报?本想登门面会,再次聆听您的教诲,又恐打扰您,故致书短叙且赋诗一首:别来卅载会难期,夙夜愀然我自思。虚度年华今又老,愧无一善报君知。”

信写好了后,余子云委托大会秘书处转交给胡耀邦。也就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余子云先后入选《中国回族大辞典》《世界宗教人物辞典》,2002年9月病逝于成都,享年93岁。

过问川北“李鼎铭”平反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胡耀邦对我的好,以至于梦里经常见到他,胡耀邦还是那么平易近人,那么和蔼可亲,尤其是‘我们一起干革命’那句话,永远回荡在我的耳旁,激励伴随着我这一生,成为我始终不渝的信念。”

2015年1月,当笔者在绵阳找到陈守荣时,这位94岁高龄的老人提起他和胡耀邦的情谊,顿时激动不已:“如果不是胡耀邦关心,我不会成为川北的‘李鼎铭’,也不会当上人民政府的副县长,如果不是胡耀邦亲自过问,我的沉冤昭雪不会来得那么快。”

1921年7月,陈守荣出生在昭化县宝轮院乡(现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一个大地主家庭 ,1937年到成都济川中学插读,结识了四川秘密党组织负责人康乃尔的弟弟康克明,萌生了进步思想。因为人仗义豪爽,喜欢结交朋友,18岁的他当上了宝轮乡乡长、自卫大队队长。

当时,陈守荣很想干点事情,于是以乡长的身份,在宝轮乡组织了一个宣传队,进行抗日宣传。

临近解放,中共秘密党组织在宝轮院活动愈加频繁,常常在大街上张贴“打倒国民党”“迎接解放大军到来”的标语。有天深夜,陈守荣带了几个人到中街巡查。发现有个人形迹可疑,便命士兵将那人逮住,并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卷红色标语,陈守荣二话没说就把他放了。

1949年6月,陈守荣以武装全县12个乡的自卫队为名,通过在国民党第三十八军第五十五师任师长的表姐夫黄家宣的关系,弄到1500条枪、1000多箱子弹,另外还有10挺机枪与1部电台,秘密藏在宝轮院茧厂和郭家渡粮库里,准备送给解放军。

1949年12月14日晚上,广元解放在即。陈守荣立即以乡长名义写了几张欢迎解放军的布告,又重金雇了个乞丐四处张贴。内容是:解放军是穷人的大救星,他们是为救民而来到昭化,全乡百姓要拥护;不要听信谣言,自觉维持社会秩序,不得扰乱社会治安;军民人等不得离乡逃跑,已经逃跑的要立即返乡回家;商店、饭店要照常营业,保持社会正常供应等。

陈守荣还及时与进驻的解放军取得了联系,并派人到山里动员群众回家,让饭店开门卖饭,商店开门营业,使得社会生活很快走上正轨。

当时成千上万的解放军部队路过宝轮院,部队政委、昭化县代理县长张向震很为大军的粮草发愁。于是,陈守荣把1500多条枪和1000多箱子弹的来历告诉了张向要,并说明还有9万多公斤粮食存放在郭家渡粮库,另外在宝轮院还存放了4.5万多公斤粮食。

张向震听了非常高兴,他紧紧握住陈守荣的手,说,你这个年轻人很有觉悟、很有见识,昨天你是国民党的乡长,而今天则是我们的乡长了。陈守荣立即向他敬了一个礼,说,谢谢首长的信任。

凭借过去的交情,陈守荣又说服了三堆乡的土匪郭守岐、白水乡的土匪曹子太、凉葛乡的土匪闵绍骞等近千人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缴械投诚。

陈守荣的义举,不仅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拥护,受到昭化县委书记胡谦、代理县长张向震的称赞,还受到时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的褒扬。

“胡主任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实属不易,就想见见我。1950年3月底的一天,剑阁(广元)地委书记胡亦仁找到我,要我到南充去见胡耀邦。”陈守荣说。

在南充,陈守荣被安排住在川北区委统战部楼上。“第二天一早,统战部副部长刘玉衡通知我到行署去。上午10点左右,我们到了行署的一间办公室坐下。不一会儿,一个身穿浅灰色中山装、有点瘦的中年人走了进来,旁边还跟了个秘书。”陈守荣说。当时他并不认识胡耀邦,还是听刘玉衡介绍才知道来人正是胡耀邦。

“哪位是陈守荣?”胡耀邦问。

“我就是陈守荣,胡主任!”陈守荣回答道。

胡耀邦微微一笑,握住他的手夸道:“不错嘛,陈守荣,你的事县里的领导都给我说了,你把自己的全部家当都交给了人民政府。”接着又问他结婚没有,家里还有什么人。

陈守荣据实回答:“我家是个大地主,有300多亩土地。我5岁的时候,父亲被劣绅勾结的土匪杀害,母亲也被迫投河自尽。妻子不久前去世,家里就我一个人。”

胡耀邦稍微沉默后,拍着他的肩膀说:“陈守荣,别难过,现在你孤身一人,正好跟我们一起干革命嘛!”

“胡主任,您说得对,我现在无亲无故,共产党就是我的亲人。”面对胡耀邦的鼓励,陈守荣十分激动。陈守荣说,胡耀邦没有一点官架子,足足和他谈了20分钟。

陈守荣第二次与胡耀邦见面是在川北区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上,时间是1950年6月23日,全区各市县共40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昭化县当时仅有2名代表,即陈守荣和一个姓罗的教师。会议期间,陈守荣聆听了胡耀邦题为《川北区施政方针》的报告。

陈守荣回忆道:“那天,与会代表坐的都是硬板凳,唯独前排摆放着一排藤椅,认为这是为首长准备的。但胡耀邦看代表们到齐后,笑容满面地走到台前,鞠了一躬说,请60岁以上的代表到藤椅上就座。他打着手势,邀请老年代表上前就座。胡耀邦的尊老之举和平易近人的作风,赢得全场一片掌声和笑声。”

“在谈到党对待民主人士的问题时,胡耀邦突然提到我,这让我万万没想到。”陈守荣说,他至今都记得当时的情景。

“昭化县代表陈守荣是个民主人士,此人解放前是个大地主,解放广元时将1500多支步枪、1000多箱子弹、20多万斤粮食、800块银元以及房产土地都交给了解放军和人民政府。陕甘宁边区有个大地主叫李鼎铭,他的土地比陈守荣的还多,他诚心诚意地跟着党走,站在人民群众一边,为党和人民做了很多工作,毛主席称赞他是一个开明绅士。陈守荣跟李鼎铭先生一样,也为党和人民做了很多工作,他就是川北区李鼎铭式的人物。”胡耀邦说到激动处,把手一挥。

在陈守荣眼里,胡耀邦才思敏捷、记忆超群。他在发表讲话时时而引经据典,鞭辟入里;时而穿插故事,妙趣横生;时而咏诗诵赋,文采飞扬。听众情绪热烈,会场气氛活跃。“他讲话不用稿子,只在手板心里写几个字,讲一阵后会看一下手板,又继续讲,而且不重复”。

会后,胡耀邦还与全体参会人员一起照了相。当时的《川北日报》也报道了陈守荣缴纳大量枪支弹药粮食以及英勇抗击土匪的事迹。只可惜,这些照片和报纸后来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走了。

从南充回来不久,陈守荣担任了昭化县工商科科长。1950年12月,任昭化县工商联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又被任命为昭化县副县长。

朝鲜战争爆发后,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兴起。1951年7月25日,赴朝慰问团来到昭化,举行了上万人的报告会。陈守荣也在大会上发言,表示坚决拥护抗美援朝,要求参加志愿军,并把他唯一的积蓄800银元捐献出来。他的义举得到群众的欢迎,在场的朝鲜代表连连竖起了大拇指。

1955年初,陈守荣被调到绵阳专署交通科任副科长。经人介绍,他与陈先惠结为夫妻。

“文化大革命”中,时任绵阳地区交通局副局长的陈守荣受到牵连,造反派给他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组织了1000多名干部群众进行批斗。地委书记彭华、副书记张黎群等人陪斗。当时造反派质问彭华:“陈守荣是个特务,你为啥还重用他?”

彭华答道:“重用他是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不是我!”

造反派恶狠狠地说:“胡耀邦是黑帮分子,现在已被揪出来了。”

陈守荣不知哪来的勇气,大声说:“胡耀邦是个红小鬼,咋成了黑帮分子?”

彭华也据理力争:“陈守荣当副县长是省政府任命的,我只是一个地委书记,怎敢违背省委的决定。再说,陈守荣在解放时立了大功,他投诚时缴1000多支枪几十万斤粮食。在土匪包围区政府时,他勇敢参加战斗,保卫了区政府。如果当时我是广元地委书记,也会重用他的……”

造反派理屈词穷,恼羞成怒,随后将陈守荣发配到罗江县白马关放牛护院。在那里,陈守荣度过了整整10年。

从1974年开始,陈守荣不断往省里和北京写申诉材料, “现在也记不得写了多少申诉信,反正很多”。

1977年8月的一天,刚从北京开会回来的绵阳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烈对陈守荣说:“老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要不了多久你就要官复原职了。”

李烈说他在北京时,见到了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在听了陈守荣的遭遇后,胡耀邦当即说陈守荣是个开明人士,当年为革命事业做了贡献,党不能忘记这样的人。胡耀邦再三叮嘱李烈为陈守荣落实政策,一要平反,二要官复原职,三要补发工资。

“我和胡耀邦见面也就两次,真没想到他还一直记着我,而且我调到绵阳他也晓得。听李部长这么一说,我当时很激动,也很感谢他。”

1978年,陈守荣被彻底平反,摘掉了所谓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恢复了他交通局副局长的职务,并补发了工资8000多元。陈守荣立即将这笔钱捐给了发生自然灾害的广元灾区。

1987年12月,陈守荣从绵阳市交通局副局长(正县级)任上离休。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不幸病逝的噩耗传来,陈守荣悲痛欲绝,连续几个夜晚难以入眠,胡耀邦对他的鼓励、对他关心、对他的帮助,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仿佛昨天发生的一样。他常常深情地对家人说:“没有胡耀邦,就没有我陈守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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