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清:玉洁冰清最崇“真”

发布时间:2018-01-09

2015年6月2日上午,北京八宝山大礼堂。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彭真的夫人张洁清遗体告别仪式在这里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有关单位、首都各界和众多革命后代来到告别活动现场,送别张洁清最后一程,并深切慰问张洁清的家人和亲属。

张洁清,1912年出生于河北霸县,1934年毕业于北平女子师范学院英文系,1936年入党。1939年和彭真结婚。解放后,曾任彭真秘书、彭真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顾问。彭真去世后,张洁清的家里一直保持着丈夫生前时的样子,在张洁清看来,丈夫仿佛依然在自己身边:家里到处可见张洁清和彭真大大小小的合影照片,她床头的挂历一直停在彭真去世的那一天,跟随彭真多年的老式双铃马蹄表的指针也永远定在了1997年4月26日23时40分那个悲痛的时刻……如今,张洁清也走了,她到另一个世界与彭真相约相伴去了……

眼中丈夫那求真务实的一面

自从彭真逝世后,张洁清每天早晨起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擦拭身边那印有丈夫画像的瓷盘。默默地与丈夫互相凝视,便是他们穿越时空的心灵交流。

在老人的精心保管下,彭真生前的卧室依然保持原样,房间里的陈设十分简单而普通,他生前坐过的轮椅,仍旧摆放在窗前;铺着绿色绒布的方桌上,仍旧堆放着他生前阅读的书籍和批阅的文件……从房间的布置可以看出,彭真生前在生活上极其俭朴,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战争年代形成的艰苦工作的作风,而他在工作上的勤奋更是有口皆碑,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文化大革命”前,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彭真,经常在中南海的灯光下伏案工作到天明。那时,张洁清难免为丈夫的身体担忧,可彭真曾几次半开玩笑地说过:“我这个人命苦,一辈子脑子闲不下来”,“解放前与敌人斗争,不动脑筋,想不周到,就出问题;解放以后,又为党中央当‘秘书’,给毛主席当‘秘书’,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得早一些、周到一点”。

作为彭真的人生伴侣,张洁清深知注重实践是他一生都在坚持的工作作风。她也知道,丈夫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动手,“什么讲话稿啦,报告稿啦,文电草稿啦,他都是自己亲自写,可以说是事必躬亲。他说:念人家写的稿子算谁的意见啊?”

1984年6月,党的63岁生日即将到来前,张洁清和彭真商议要如何迎接这个重要的日子。时年82岁的彭真向相濡以沫、患难与共几十年的老伴提出,“到天津去,和我当年一些同生死、共患难的老工人、老战友们促膝谈心,听听他们对国内外一些问题的看法,征求一下他们对党和国家一些工作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如果能听到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一些批评意见那就更好”。天津也是张洁清解放前工作战斗过的地方,她坚决支持丈夫的想法。就这样,彭真在天津走访老同志、探望工人群众、视察企业,在实践调研中迎接党的生日。

彭真一生进过两次监狱,在国民党的监狱坐了6年半,“文化大革命”中又坐了9年的监狱。张洁清说,如果平均算一下,彭真95年的人生,每周差不多有一天是在监狱度过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彭真是第一批被打倒的,也是最后一批回到北京的。据不完全统计,关于他的批斗会开了200多场,居于百官之首。

面对冤屈,彭真始终坚信真理一定会胜利,在狱中他一直坚定地为出狱做着准备。张洁清后来从彭真那得知,为了不丧失说话的能力,他在监狱里每天不是大声念英文毛主席语录,就是大声唱京戏;为了保持体力,他就在几平方米的小屋里来回踱步。更可贵的是,狱中的彭真静心研读马列书籍、毛主席著作,并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尤其是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缜密的思考。

在狱中,没有笔,彭真就把牙粉纸袋或画报撕成整齐的细细的小条,用悄悄留下的米饭嚼烂当糨糊,把小条粘在书中作重点标记。后来,当张洁清看到那30多本粘着纸条、凝聚了丈夫无数心血的书时,心中真是百感交集。

1979年2月,彭真获得平反,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7月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拼命地工作,想要抢回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的宝贵时间!彭真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没有法制,要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再度发生,就要制定法律。

在他刚刚恢复工作的那3个月,人民大会堂的灯光彻夜不眠,就在那段时间里,彭真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7部重要法律,1980年又直接主持了《宪法》的修改工作……张洁清知道,这些成果都是彭真在漫长的9年监狱中“仔细研究过的”。她一直难以忘记丈夫说过的一句话:“中国一定要走上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道路!法律首先要保护人民!”

“小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之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彭真出任北京市市长,张洁清先在北京市委负责机要工作。后来,考虑到北京刚解放,一切秩序还未正常,好多情况还很复杂,张洁清选择做了彭真的专职政治秘书,后任彭真办公室副主任。1964年,张洁清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但只任了一届,她就退出了中国公开的政治生活,默默地生活在彭真身后。为了全力支持自己,妻子只能选择湮没自己的才华,令彭真一直都感到惋惜。他曾对子女说,你们的妈妈是个有能力的人,是我耽误了她。

1912年,张洁清出生在河北霸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在10个兄弟姐妹里她排行老二。本来,作为地主家的小姐与革命是无缘的。但在五四运动风起云涌、新旧思想激烈碰撞的年代,张家不仅出了极力反对新思想的二叔张璧,也出了中共早期党员、全身投入革命的姑姑张秀岩。张秀岩是李大钊的学生,在大革命时就参加共产党,投身革命。后来,张洁清兄妹都受姑姑的影响参加了革命。

少年时期,张洁清从姑姑那儿得到最初的革命启蒙。那时,每到晚上,张洁清便和弟弟妹妹们围坐在家里的洋铁炉旁边听姑姑讲故事。在姑姑的讲述中,张洁清了解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在姑姑的指挥下,孩子们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跟着姑姑学唱国际歌。

在上中学后,张洁清便在姑姑指导下,开始参加传递情报文件、和秘密党员联络等工作。深夜,张洁清还和兄弟姐妹们悄悄地将一些革命标语贴到大街小巷。有时候,张洁清坐火车来往于京津传递情报。为了保证情报的安全,机灵的她会想些办法来应对搜查,如把一些华丽的衣物放在箱子上层,转移搜查者的注意力。

18岁那年,张洁清考取了北平女子师范学院英文系。在那里,她参加了“左联”影响下的一个剧社——新兴剧社,剧社的导演是当时还在国立剧专上学的学生崔嵬。剧社每次排出新剧目,都要到清华、燕京等学校去演出。另外,他们还在学校成立了青年读书会,把一些进步青年组织起来,阅读和宣传进步书籍和刊物,并进行学习讨论。张洁清在这些活动中进一步得到了锻炼,并逐步成长了起来。

1933年5月的一天,张洁清和几个同学在女师大的一间宿舍里秘密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利用演出来宣传抗日救国。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警笛声。随后,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宪兵将学生宿舍包围,张洁清和正在开会的同学全部被捕,并被关进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监狱。与张洁清关在一起的,还有帅孟奇、何宝珍、夏子胥等女共产党员。在那些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大姐那里,张洁清学到不少对敌斗争的办法。后来,张洁清通过好友的父亲——当时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的关系才得以出狱。

此前,在北平益文学校教书的姑姑张秀岩因宣传革命受到通缉,已经离开北平到天津,担任天津妇委书记,姑父李铁夫也是天津党组织的领导人。因此,出狱的张洁清,先到天津避风一段时间后,才又回到学校读书。1934年大学毕业后,张洁清到了天津,住在姑姑张秀岩家,与姑姑一样,用教书做掩护,从事革命工作。

这一时期,张洁清经常来往于天津和北平之间,为党传送情报及宣传品。同时,她还参加了北平和天津等地妇救会的领导工作,并负责联系学生中的党员和“民先”队员,还经常到工厂做女工的宣传工作,给女工夜校讲课。此外,她还通过社会关系,邀请进步的话剧团在中国大戏院演话剧,进行募捐以支援抗日;积极参与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在创造新世界的战斗中,勇敢而机智的张洁清迅速成长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1936年经姚依林介绍,张洁清入了党,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了党的事业。

出身迥异却拥有高质量的婚姻

彭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而张洁清则是官宦人家的小姐,两个出身迥然不同的人却相亲相爱走过几十年。当后辈提出此类疑问时,张洁清只说了一句话:“是革命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

张洁清与彭真最初相识是在1935年,那时彭真刚刚从国民党的监狱里被释放出来,被任命为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暂住在北平的大义社。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彭真化名“魏先生”。当时,与彭真有工作联系的是张秀岩。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张秀岩让张洁清担任交通员,而刚刚从北平女子师范学院毕业的张洁清,只知道自己要送一份秘密文件给身为高层领导干部的“魏先生”,她甚至不敢说话,送完信就匆匆离开了。

那时30多岁的彭真,已经是一个有着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职业革命家。每次送信时,张洁清与彭真很少说话,但她对这个长得瘦瘦高高、穿着一件大褂的“魏先生”印象很好,觉得他人很智慧,反应灵敏,一张坚毅、朴实的脸不仅透着稳健和成熟,还有一种农民的淳朴和诚实。在张洁清眼里,“魏先生”不仅仅是领导,更是一位兄长。不久,彭真离开大义社,到了革命根据地延安,而张洁清继续留在白区从事秘密工作。

1939年2月,党组织派张洁清到晋察冀根据地。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并十分注意思想改造的张洁清,主动向领导表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长期生活在大城市和白区,对党的方针和精神学习得不够,对农村工作也不熟悉,希望能够学习一段再安排工作。于是,领导将她送到晋察冀党校进行学习。

也许是天意,在这里,张洁清竟遇到了几年未见的“魏先生”。此时的“魏先生”已经改名为彭真,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和晋察冀分局书记,同时兼任晋察冀党校校长(后毛泽东任校长,彭真任副校长),再一次的相逢让彭真感到十分惊喜。张洁清调到边区党校学习后,尽管她尽量做到生活衣着与大家一样,但这个大家闺秀自然流露出与众不同的风度,非常惹人注目。彭真多次到党校讲课,很快便被张洁清特有的魅力深深吸引,并坦率地向她表露了自己的心思。

彭真的爱情表达,令年轻的张洁清忐忑不安。张洁清去找时任阜平县委书记的弟弟杜文敏,征求他的意见。1936年,杜文敏便在时任天津党组织领导人的姑姑张秀岩、姑父李铁夫家里见到了彭真,以后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又在彭真领导下工作。杜文敏非常赞成姐姐与彭真结婚,他还在姐姐面前夸赞彭真有威信。可张洁清还是有些犹豫,觉得自己与彭真年龄相差10岁,而且自己对彭真的为人等方面还不了解,说要考虑考虑。杜文敏果断地说:“这个人很好,你不要再犹豫了!”最终,还是彭真一句普通却分量极重的“爱情宣言”让张洁清下定了决心。那一年的冬季,天气寒冷。当时,张洁清得了疟疾,打摆子发高烧。彭真到党校去看望张洁清,看到她被疾病折磨,心疼地说:“搬到我这儿来,咱们结婚吧,让我来照顾你。”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却充满了深深爱意。正是这句质朴而实在的话,打动了姑娘的芳心。于是,病中的张洁清做了新娘,躺在担架上被抬进了洞房。此后,张洁清以“担架”当“花轿”的故事,还成为当时晋察冀根据地人们传颂的一段美谈。

1939年11月24日,是张洁清与彭真结婚的日子。张洁清记得,那时,身边没有一点积蓄的彭真,预支了两个月的津贴,从老乡那里买了一些瓜子、花生,请大家一起吃了顿饭,喝枣酒,就算是举行了婚礼。不过,简单归简单,热闹还是少不了的。贺龙、吕正操、黄敬、关向应等根据地领导人都参加了婚礼。婚礼上,大家让彭真介绍恋爱经过,他总结了3句话:在秘密工作中认识;在战争年代里恋爱;在艰苦环境下结婚。

婚后,组织上安排张洁清到晋察冀中央局机关秘书处工作。每天,张洁清除了完成自己的那份工作外,就是照顾丈夫的起居生活,还常常帮助丈夫整理文件,抄写材料。

张洁清的家里保存着许多笔记本,那是几十年来老人写的工作日记。笔记本里密密麻麻地写着彭真每日工作、活动的安排,还有他体温和脉搏变化的完整记录,数十年如一日,从来没间断过。翻开这些笔记本,分明看到的是一个党务工作者对工作的兢兢业业,以及一个妻子对丈夫浓浓的关爱。

新中国成立后,每年7月下旬至8月中旬,中央领导同志都到北戴河度假休息,张洁清也常和彭真一起去度假。直到年过八旬时,彭真依然喜欢在大海中搏击,有时每天要下海两次。张洁清有时担心丈夫会游得太累了,但彭真自有主意——累了的时候,他就用仰泳,悠然自得地浮在水面上,欣赏着渤海湾的蓝天白云。

让张洁清感叹的是,到了80多岁时,彭真的牙齿还很好。院里有两棵枣树,那时,枣树挂满枣子时,彭真每天散步都要打几个枣吃吃,有时还买北京的崩崩豆吃。1992年10月12日,是彭真的90岁寿辰。那一年,医院报了4次病危,然而彭真都不仅奇迹般地活过来,而且后来还荡舟湖上,亲自为夫人张洁清撑船划桨。

确实,彭真走过人生那么多曲折,在高龄之年,身体依然健康,张洁清自然功不可没。在张洁清看来,处理复杂生活的方法十分简单,就是把爱情和革命合二为一,她把帮助、照顾彭真的工作和生活,把自己对彭真的感情当成是自己的工作和对革命的忠诚。就这样,张洁清这位资深党员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支点,她的生命无怨无悔。

和美家庭之外的“不愉快”与“禁地”

前些年,笔者采访摄影大师徐肖冰、侯波夫妇时,看到一本《彭真画册》。翻开画册,侯波介绍了一幅自己拍摄的作品——画面上绿树连天,芳草满地,彭真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张洁清缓缓而行,推轮椅的彭真温和又慈祥,轮椅上的张洁清幸福而满足。透过照片,人们能感受到彭真夫妇那浓浓的夫妻深情。

在张洁清印象里,自己与彭真共同生活几十年,几乎没有过争执和疏远。在他们的生活中,并非只是张洁清对彭真的关照和帮助,日理万机的彭真也时时牵挂着妻子,经常把自己认为好吃的东西留给张洁清,虽然有些并不是张洁清特别爱吃的,但这点滴真情让张洁清满足并回味。

张洁清喜欢兰花。于是,每天清晨在院中散步时,彭真总不忘从自家花池里摘下来几朵白色的小花,别在张洁清的衣襟上,为腿脚不便的妻子送上一缕清香。多年后,张洁清回忆起这些往事,脸上不禁浮现出甜蜜的微笑。

11月24日是彭真夫妇的结婚纪念日,解放后,每逢这个日子夫妇俩都会悄悄地喝一点酒,以示结婚纪念,这成了他们的一个小秘密,孩子们并不知道。有一年的11月24日,彭真向女儿要酒喝,女儿觉得奇怪,平时父亲是不喝酒的。望着女儿不解的目光,彭真脸上浮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笑容。

1975年5月,张洁清夫妇出狱后被流放到陕西商洛山中,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两条长凳支着一张木板床,就是他们的家。儿子傅洋、女儿傅彦被允许去照顾他们,直到1978年12月28日离开商洛——这是张洁清与彭真第一次过上虽苦犹甜的普通家庭生活,也是彭真74年革命生涯中唯一一次脱离工作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日子。在张洁清心中,与丈夫在商洛久别重逢时那种幸福的感觉令人刻骨铭心。那一刻,彭真凝视着张洁清头上的白发,说了一句:“你受苦了!”张洁清顿时热泪盈眶。

白天,张洁清照看3岁的小外孙女,彭真就一个人出去散步,一走就是一二十里地,回来时不忘给家里带回一担柴或一担菜。在门前一小块地里,他们种了西红柿和茄子。家里做饭的灶不好用,彭真就用家人剪下的头发,混合石灰、土,用水和起来,自己挽起袖子搪炉子。张洁清身体不好,生活十分不便,彭真便担负起照顾妻子的责任,儿女不在家的时候,他承揽了全部家务。

1977年,有关部门对张洁清做了错误的结论,她很难过,彭真亲自帮助老伴起草申诉书。1978年,张洁清获得解放,被安排担任商洛地区副专员,那时还没解放的彭真便给老伴当起了“秘书”,帮助她起草文件或讲话稿。对张洁清和彭真来说,在商洛的那3年是很难得的轻松快乐的时光。回到北京后,他们还多次回忆起那段生活。

张洁清与彭真这对恩爱夫妻,也曾有过闹“不愉快”的时候。1964年初夏的一天,彭真一进家门就嚷嚷着要酒喝,张洁清觉得奇怪,因为丈夫平日是不喝酒的。随后,彭真告诉妻子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张洁清不禁“埋怨”起丈夫,“这么大的事怎么我事先一点都不知道”。其实,做过秘密工作的张洁清深知纪律就是生命,哪怕夫妻之间也都要自觉地遵守这条纪律,但的确是这个喜讯太“大”了,无论是谁都巴不得先知为快。为了庆祝这个喜讯,张洁清特意拿出了酒,与彭真共同举杯相庆。

说起保密纪律,在张洁清的家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彭真生前用的那张大办公桌,家里所有的孩子和亲属都不能靠近。因为那上面放着许多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孩子们从小就知道那是一块“禁地”。张洁清教育子女,不看、不碰上面放的东西,不接桌上的电话,她自己也是不该问的坚决不问,不该说的坚决不说。

20世纪80年代,彭真主持修改《宪法》时,儿子傅洋对修改草案想提点意见,但看到父亲为了工作废寝忘食,不便打扰,便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托母亲转交。彭真把儿子的信转给王汉斌、项淳一、胡绳同志阅:“汉斌、淳一同志:这是傅洋的一点意见,请阅后退我,也可给胡绳同志看看。因为他也是个公民、群众,当然这是句笑话。”家中政治纪律之严,由此也可见一斑。

日后,在张洁清与彭真的几个子女中,只有傅洋自1979年以来一直从事着法律工作,他曾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了9年,后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和全国知名的康达律师事务所主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延续了父亲彭真的精神血脉。

历经磨难情不变

平常,人们总说: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总免不了要经受各种考验。尽管张洁清和彭真长达58年的婚姻经历过一场场风暴,但是历经风暴的洗礼,两位革命者的风骨越加硬朗,人生更加圆满完美。

1940年冬天,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又一次大“扫荡”。此时的张洁清已身怀六甲,而彭真正好去了延安。晋察冀分局的同志把一些病人和女同志组织起来进行反“扫荡”。就要临产的张洁清也挺着大肚子加入了反“扫荡”的队伍。11月28日,部队到了盂县,张洁清突然觉得肚子阵痛起来。在一间露天的破教室里,张洁清匆匆生下第一个孩子。还没从分娩的痛苦和疲惫中缓过来,日军就来了。刚刚落地的孩子被大衣一裹,和躺在担架上的妈妈一起上山,逃离敌人的追击。张洁清一辈子都难忘那个场景——在那大山里,雪下着,北风咆哮着,干枯的树枝发出尖利的叫声。 山高路陡,一个人走都困难,何况抬着担架爬山。张洁清对抬担架的老乡说:“让我下来,我能走。”老乡说什么也不肯。为了减轻重量,张洁清把盖在身上的被子扔了下去,只剩一条薄薄的军毯。冰天雪地里,张洁清从此落下了腰腿疼的病根儿。

新中国成立后,张洁清就一直住在北京那所位于市区却分外寂静的小院里。虽然是大小姐出身,又是领导人的夫人,但在张洁清身上,却没有一点高高在上的架子,凡是见过张洁清的人都会感受到她身上自然显现的律己、平和和善意。按规定,组织上两次准备给张洁清增加工资,而她却两次写报告,说明自己在彭真身边工作,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有限,要求组织上不必给她提级。于是,她的工资和相同情况的人相比,低了三四级。

在这点上,彭真夫妻俩心有默契。1988年,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为推进中国干部年轻化进程,坚决地辞去了一切职务,甚至连全国人大代表也不是。彭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称自己是“公民一个,共产党员一名”。而在更多的时间里,张洁清一直是“公民一个,共产党员一名”。在丈夫工作顺利的时候,她屈居身后,在丈夫受到挫折的时候,她坚定地支撑。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北京爆发了,刚刚走上正轨的新中国法制事业被毁于一旦,而亲手创建了新中国法制基础的彭真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被停止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同时被撤销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于1966年12月3日被正式监禁。半年后,一直作为彭真秘书的张洁清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一关就是7年。从此,夫妻之间就中断了音信。他们正在北大上学的女儿被送到河南农场;大儿子被软禁在农场;二儿子被送到离边境仅200公里的地方插队劳动;小儿子被抓进北京市少年管教所。

“四人帮”一伙想从张洁清身上打开突破口,将彭真定为“反革命”,他们让她揭发彭真的“反革命罪行”。于是,张洁清就从“魏先生”说起,从晋察冀党校说起,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彭真勤勤恳恳为党工作说起,直至最后,“四人帮”一伙也没有从她这里捞到任何“口供”。

女儿傅彦记得,1972年,她接到通知可以去探监。而在这之前,她和哥哥弟弟对父母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妈妈,因为妈妈一直体弱多病,他们怕她熬不过来。可当他们在监狱里见到妈妈时,不禁为她的坚强而惊叹。那时的张洁清,头发虽然白了,但意志并没有消沉,脸上仍然带着平静、从容的微笑,只是眼睛里更多了几分坚定。她告诉孩子们,要相信他们的父亲,父亲没有罪,相信党一定会把事情查清楚。短暂的探监就要结束,当看到母亲往回走时,想到不知什么时候母女才能相见,傅彦忍不住大哭起来。已经走到门口的张洁清听到女儿的哭泣声,停下脚步回过头,用坚定的目光望着女儿。透过泪光,傅彦读懂了妈妈眼睛里的话语:“女儿,不许哭,坚强些。”傅彦止住哭泣擦干眼泪,她从妈妈的目光中得到了一种特别的力量。望着母亲离去的背影,傅彦突然觉得此时她才明白,母亲瘦弱的身躯里,原来有着这样钢打铁铸的傲骨和信念!

1978年12月28日,张洁清和彭真被通知举家返京。由于不知道前面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他们把破烂家具连破面缸都打包带了回来。飞机到北京一停稳,只见机下拥上来300多人,一位机场女服务员一声:“彭市长,我们盼了您多少年,您终于回来了。”引发了在场人哭声一片。

不久,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推倒一切强加在彭真头上的不实之词,彭真又重返政坛。出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彭真工作十分繁忙。此时的张洁清,用她那纤弱的身体,全力支持彭真的工作。这使彭真深受感动,他不止一次地对家人说:“撒切尔是个女强人,我们共产党也有女强人,洁清就是一个。”

1992年9月,彭真的病情突然加重,曾几次出现病危。一天晚上,彭真突然感觉不行了,要跟大家告别。他先跟张洁清告别,他说:“咱们两人,我跟你很幸福。”这么短短的一句话,曾是彭真想留给妻子最后的“爱的宣言”。所幸后来经过精心治疗,彭真的身体又有所恢复。在床上躺了近1年半后,他又重新站起来,又重新走路了。

5年后,彭真再次病重。当死神威胁生命时,他以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坦荡胸怀对亲属和工作人员说:“我这一生没有遗憾,我们要愉快地告别。希望你们继续奋斗!”1997年4月26日,这是张洁清生命当中最为晦暗的一天。就在那一天,与她相伴几十年的人生伴侣彭真离开了人世间,离开了亲人们,离开了他热爱了一生的人民,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终身的事业。彭真临终时,张洁清握着他的手,听到他断断续续地说“中国革命……马列主义……”泪眼模糊中,看到丈夫安详的面容,张洁清觉得心中猛然失去了一角。

在彭真的告别仪式上,张洁清率子孙敬献了花圈,花圈的缎带上写着:“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张洁清与亲属一起护送彭真的遗体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最后为亲人送行。当看到人们拥上十里长街为彭真送行,两万多人在八宝山和彭真作最后告别的场景时,张洁清清晰地感到丈夫的英灵并未离去。如今,103岁的张洁清也驾鹤西去,作为战友,作为妻子,她终于在另一个世界与丈夫团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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