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苏静:从未领兵打仗却等于10万雄兵

发布时间:2018-06-27

他早年从军,是红军长征的开路先锋、长征时走路最多的人之一;他为东北我军的连战连胜立下了汗马功劳,以至于一向不轻易夸人的林彪,也禁不住称他“等于10万雄兵”;他曾参与北平和平谈判,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他荣获过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而作为1955年人民军队首次授衔的开国中将,他却从未直接领兵打仗。

他就是苏静,曾用名苏孝顺,1910年12月21日生于福建省海澄县(今龙海市)海澄镇六口碑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代表,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1997年11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情报英杰

苏静1932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员和侦察科科长,参加过中央苏区第四和第五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长征时,红一军团(军团长为林彪,政委是聂荣臻)是开路先锋,当时苏静虽只是军团一个小小的侦察参谋,但却是先锋中的先锋。

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经过的地方大多人迹罕至,饥饿、疾病、疲劳,常常使得红军指战员的体力达到极限。军情、民情、地形的不熟悉,敌人的一再围追堵截,无疑让红军危机四伏。

苏静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为整个军团探路。部队行军打仗每到一地,别人都可以住下休息, 苏静却要立刻带上侦察员出发, 向军团首长确定的下一站目的地沿路侦察。侦察工作充满危险,大部分时间或是行走在高山大川之中,或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潜伏, 毒蛇猛兽随处可遇,甚至会受到土匪民团的袭击骚扰。每一次侦察回来,苏静必须立即分析汇总,并连夜把地形地貌、道路桥梁绘制成行军路线图。第二天天没亮,便要交给毛泽东并报告当天的行军路线。长此以往,苏静为中央红军绘制的路线图达数百张之多。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提过:“红军过草地,苏静同志在前面开路是有功的。”

事实上,别人走了一遍的长征路,苏静要先侦察走个来回,再跟着走一趟,走的距离是别人的3倍。

除了当好开路先锋以外,苏静利用自己学过的照相技术,拍摄了红军活动的一批珍贵历史资料;还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和观察能力,解决部队在行军作战中碰到的难题。如红军长征一路走来,敌人的飞机就像赶不走的苍蝇,天天在红军行军队伍的上空盘旋、轰炸、扫射,给红军带来不少伤亡。如何才能把敌人空袭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细心的苏静开始观察敌机的行动规律,总结出躲避炸弹的经验并告诉战友们,对减少部队伤亡起了不小的作用。

红军到达陕北后,力图向北发展。一次,林彪、左权带着苏静到瓦窑堡四周进行实地勘察,不料误入沙漠,迷失方向。眼看夜幕将至,大家心急如焚,而苏静却胸有成竹。左权对苏静说:“大家都说你点子多,就快想想办法吧。”苏静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不慌不忙地下了马,放开缰绳。原来,苏静所用的正是“老马识途”的典故,而老马很快就带着大家踏上归途。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一军团改编成一一五师,许多将领都要降一两级以上使用,而苏静却被提升为侦察科科长,参加了平型关战役、陆房突围等重要战役,参与领导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保卫和治安工作。

1938年2月,日军进攻晋西南,八路军一一五师分兵一部阻截敌人。3月2日,林彪率部向敌后运动,行进到隰县以北千家庄附近时,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林彪中弹落马。带着侦察排跟在林彪身后的苏静,赶紧把林彪扶到路边的沟坎下隐蔽,同时命令警卫员立即到后续部队找医生。

第二天,时任师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命令苏静去国民党防区调查此事。苏静对整个枪击事件作了细致的调查,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得出这是一次误伤事件的结论:初春时节,天气尚冷,林彪披了一件在平型关战斗中缴获的日本呢子大衣。阎锡山部的一个警戒分队哨兵误认为是日军军官,因而开了一枪。

林彪被枪击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一天,卫立煌带着他的司令部刚刚到达大宁,日军就偷偷地围了上来。当时的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和代理师长陈光当即命令苏静带一个营去掩护卫立煌。苏静骑马一口气追了5公里路才赶上卫立煌,并向他通报了敌情。可卫立煌还没来得及转移,日军就发起了围攻。当时卫立煌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全靠八路军这个营的兵力拼死抵挡。在冲出包围后,苏静命令留下一个连断后。这个连在白儿岭据险死守一天,英勇抗击了800多日军的轮番进攻。事后,卫立煌才知道,二战区的国民党军总司令部无线电密码被日军破译,国民党军对此一无所知,而苏静却侦查到了。

1938年,八路军一一五师进驻晋西孝义地区,国民党方面派了一个高参到一一五师,名为进行“联络”事宜,实则为了监视和收买情报,一名掌握师部核心机密的译电员被拉下了水。

仅仅过了数日,这件事便被心细如发的苏静发现了。苏静不动声色地处理了那名译电员,又连续数日宴请国民党高参。宴席中,苏静代表八路军殷勤劝酒,高参及其随员们也心怀鬼胎地频繁回敬。苏静假装不胜酒力,胡言乱语,“无意中”泄露了八路军一些机密“情报”。欣喜若狂的高参每到三更半夜,便将收集到的“情报”发给上司,而苏静则躲在隔壁房间,细听着“嘀嘀嗒嗒”的声音,将高参发出的电码原原本本记在了笔记本上,通过对故意泄密内容和国民党电码的反复对照,轻而易举地掌握了国民党的电报密码。

东北献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随即为争夺东北展开了激烈的较量。11月中旬,苏静跟随罗荣桓到达沈阳,在刚刚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中担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

当时东北的局面相当混乱。就中共方面的东北民主联军来说,虽然人数多达十几万,但部队都是从各自根据地出发,彼此之间没有电台联络,连总指挥部也不知道自己的部队究竟有多少人、在什么位置,打起仗来,甚至还找不到自己的队伍。而当地老百姓也不了解共产党,把国民党当成正统,使得东北民主联军几乎成了瞎子、聋子,以至于山海关丢失、锦州失守、辽西走廊洞开……1946年初,东北民主联军主力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不仅士气低落,处境也极为艰难。

林彪很想打个大胜仗鼓舞士气,可此时的部队仍然装备奇缺、驻地分散,群众发动依然不够,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苏静他们身上。

苏静受命后,很快编织起一张卓有成效的情报网,并迅速组织100多名情报人员收集敌情。2月11日,苏静向林彪报告:敌八十九师近2个团脱离其主力到达秀水河子,离主力有3天的路程。林彪当机立断,迅速就近调集7个团的优势兵力一举将其全歼,从而拿下了进军东北以来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4月15日,林彪又根据苏静的情报,再次指挥部队在大洼一举歼灭敌八十七师4400人。大洼战斗结束后,林彪高兴地对秘书季宗权说:“一个苏静等于十万雄兵。”正是由于有苏静的情报做后盾,林彪此后经常通过电台直接指挥师、团一级作战,作战效率大大提高。

1948年秋发起的辽沈战役,关键点在于锦州。可对于毛泽东攻占锦州的命令,林彪却信心不足。因为林彪擅长的是运动战,不喜欢攻坚。毛泽东一边一再强调关门打狗,务求全歼国民党军主力于东北境内,一边用巨大的耐心,通过一封封超长的电报开导林彪说,今日之“东野”,已非当日吴下阿蒙。要树立信心,取得前所未有的伟大胜利!最后甚至不得不直斥林彪软弱,严令拿下锦州,形成瓮中捉鳖之势。

迫于毛泽东的压力,林彪终于率领数十万东北野战军南下围困并攻击锦州。锦州之战,顿时成为国共两党在东北战场的生死对决。敌守城司令范汉杰黄埔军校一期出身,曾在日本、德国考察学习过西方军事,在国民党军中堪称“能战之将”。国民党还调集10万大军从锦西葫芦岛方向增援,而锦州与锦西之间只有40公里,可谓近在咫尺。加之其间无险可守,又东临渤海,极易遭到国民党海军的炮火攻击。蒋介石也在葫芦岛海面军舰上亲自督战,大有一举歼灭东北野战军于锦州城下之势。

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的伤亡一天天在增加,锦州城却纹丝不动。情况万分危急之际,苏静和野战军炮兵司令朱瑞冒险深入到锦州外围的义县去收集情报,不料却雪上加霜,朱瑞不幸触雷牺牲,部队的压力更大了。

就在这时,苏静帮助林彪找到了突破口。在深入前沿时,苏静发现二纵五师在攻打义县时采取了坑道近迫作业的攻城方法,部队伤亡很小,当即意识到这个方法可以在所有攻城部队中推广。他立即向林彪面呈以坑道近迫作业攻占锦州的建议,林彪未置可否。虽然苏静对林彪十分了解,知道林彪一句话不想听第二遍,但他还是去林彪那儿又重讲了一遍。这次林彪极为重视,电令攻城各纵队、师,每个师以三分之二的兵力抢挖高宽各为1.5米至2米的交通沟至敌阵地50至60米处。

很快,锦州陷入解放军纵横交错的坑道包围之中,攻城部队在坑道的掩护下伤亡大为减少,东北野战军的炮兵甚至能从坑道中抵进到离城根只有100米的地方射击。范汉杰一度计划乘解放军伤亡增大之机向城外反攻,可当他看到城外的坑道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却看不到解放军的人影时,不禁哀叹道:“守城无望了!”10月15日,锦州解放,范汉杰兵败被俘。

锦州之战中积累的攻坚经验,让东北野战军士气大振。

和平使者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平津战役随之开始。为了使北平这座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免遭战争破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力争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在90万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的震慑下,在北平秘密党组织的耐心工作和北平许多开明人士的敦促下,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接受了谈判的建议。

苏静是中共中央派出的进入北平的解放军代表,参加了全部的北平谈判。

北平和平解放正式谈判,先后进行了3次:

第一次谈判是在1948年12月中旬。傅作义派崔载之为代表同李炳泉(中共秘密党员)一起,带着电台和报务员、译电员,到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进行。双方交换意见后,崔回北平向傅报告,李携电台和报务员、译电员留下,以便联系。

第二次谈判是在1949年1月6日至10日。当时傅作义部主力三十五军被歼,孤守的国民党军傅作义部25万人完全陷于绝境,平津战役胜负大局已定。傅作义派周北峰、张东荪到河北蓟县八里庄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谈判。这次谈判有很大进展。我方提出了改编国民党军的方案,对傅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双方草签了《会谈纪要》。

第三次谈判是1月14日至17日。14日上午,解放军向天津守敌发起总攻。当天,傅作义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周北峰作为全权代表,到通县西五里桥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谈判取得了成功,于16日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的初步协议》14条。

1月19日,双方代表在城内华北“总部”联谊处磋商后,将协议正文增补为18条,附件4条,共22条。时任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的苏静与华北“总部”政工处长王克俊及崔载之,分别代表双方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

1月21日,傅作义在华北“剿总”机关及军以上人员会议上,宣布北平城内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发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同时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诸点经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向全国发表。22日,傅作义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并发表广播讲话。同时,城内国民党守军开始移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

1月31日,解放军入城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北平方式”成为后来解放湖南、四川、新疆、云南的范例。

其实,就在双方代表于19日签订《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后,还出现了一个差点让协议前功尽弃的插曲。

当时,苏静受林彪委托,交给邓宝珊一封信,信是毛泽东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写给傅作义的。毛泽东在信中措辞相当严厉、尖锐,除了历数傅作义在3年内战中追随蒋介石犯下的累累罪行,还声称要追究傅作义的内战责任。由于信未封口,邓宝珊看罢大惊失色,当着并不知情的苏静的面说:“这封信太出乎意料,傅作义不一定会受得了。”又道:“我回城后,打算暂不交给傅作义看,以免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甚至推翻协议,使谈判功亏一篑。”

原来,早在1946年9月的大同、集宁战役中,解放军虽歼灭国民党军1.2万人,但由于指挥失误,战役失败,大同未攻下,集宁又失守。取胜之后,傅作义发表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电》,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措辞尖刻。毛泽东读罢此信,当时只说了8个字:“不报此仇,誓不为人。”朱德也特将此电分发华北解放军全体将士人手一份,以激励将士牢记大同、集宁之辱。

而在同年10月11日,傅作义攻占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后,又写了一封侮辱性的《上毛泽东书》,声言如果共产党打胜了,他甘为毛泽东执鞭。

岂料,时间仅仅过去两年多,形势便急剧逆转。志在必得的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往事。

作为和谈代表,苏静同样敏锐地意识到:毛泽东亲自写的信不能不送,但傅作义作为一代名将,有军人极强的自尊心,万一看到信后思想发生变化,前面的努力可能要功亏一篑,甚至很可能使傅作义因一时义愤而决定玉石俱焚。因为早在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蒋介石等43人为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时,傅作义便名列其中。为此,傅作义曾对中共中央的“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表示怀疑,直至傅作义的亲信开导说:“这一定是中共一批青年干部做的,毛先生一定不知道。”傅作义才稍有释怀,但心中仍然害怕中共日后算旧账。万一如今看到毛泽东的信,必将更加认定中共不信守承诺。

苏静考虑再三,决定向上级建议此信暂时不要送给傅作义本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表示同意。

苏静回到城内,找到邓宝珊,一同去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傅作义情绪很好,问这问那,与苏静热情交谈。邓宝珊乘机到内屋,将信交给了傅作义的女儿、中共秘密党员傅冬菊。傅冬菊看后,也没敢将信交给傅作义,而苏静也绝口未跟傅作义谈及这封信的事。

事实证明,傅作义确实接受不了那封信。1949年2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该信全文后,傅作义立刻如芒在背,可此时北平和平解放已既成事实,他只好慌忙给林彪和罗荣桓写信:“两年半戡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错误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傅作义的旧部也在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波动。好在林彪接信后,对傅作义作了大量解释安抚工作,才使事态有所平息。但傅作义还是不放心,决定亲自到西柏坡向毛泽东负荆请罪,进一步摸一下中共的底牌。

2月下旬,傅作义到达西柏坡后,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毛泽东郑重代表中共向傅作义作出既往不咎的保证,并当场列出傅作义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的功劳以及抗战期间为中华民族所做的卓越贡献。傅作义这才完全放下了包袱。

傅作义对苏静的冷静变通充满了感激之情,也被他的睿智和胆识所折服。解放后,傅作义曾多次拜访苏静,并馈赠礼物以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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