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皖南事变中突出重围

发布时间:2018-01-09

皖南事变前,我在新四军政治部警卫通信排任副排长兼支部书记,并负责替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到军秘书处取机密电报。我一度目睹了部队北移前军部首长紧张、焦虑的神态和冗长的会议争论,预感到事态的严重。

1941年1月3日晚,我随军直属队开始转移。当时,我既要照顾军政治部的勤杂人员,还要照管雇请的100多名民工挑着的50多担公文箱。夜深、雨大、路滑,部队行动迟缓,人员疲惫不堪。进入茂林地区,停留了两天,到6日黄昏,军直属队随第二纵队继续前进,冒雨翻越丕岭。7日拂晓,丕岭和百户坑传来了枪声。部队在翻过丕岭的坡上,一直等到晚上,忽又传来“走回头路”重新翻越丕岭的命令。可是,此时国民党军第一四四师已经占领了茂林、章家渡、云岭等地。这时,我越来越感到四面受阻、困难重重。10日早晨,我们到达石井坑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按照上级意图,构筑工事,等待苏南援兵。

敌人对石井坑的包围越来越紧,对我军阵地攻击也越来越猛烈。尤其是12、13日,东流山阵地战斗激烈,我军指战员打得非常勇敢。战地捷报消息不断传到各部队:“我第二纵队老三团击退敌一四四师整团、整营的冲锋,敌死伤惨重,尸体遍山坡”;“我第三纵队第五团击退敌第七十九师整团的冲锋,敌人伤亡惨重”。胜利的消息,鼓舞了军直机关干部、战勤人员,大家纷纷要求参战。在东流山上,我军与敌人拼杀。有的刺刀拼弯了,就用枪托劈敌人;有的用双手举起石头,砸敌人的头。敌人波浪地的向我军阵地进攻,每次都用一个团的兵力。虽然多次被我英勇的指战员打垮,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我军兵力逐渐减少,最后弹尽粮绝,东流山失守。打乱了我军原定坚守5天的计划。

13日晚上10点钟左右,叶挺带领军部机关人员退到狮形山的山头上,命令各纵队突围。此时,政治部管理科科长龚振英问我:“马上要突围,你现在还有几个通信员?”“4个。”我答。他又说:“你就带领这4个通信员,在前面树林里,掩护机关干部突围,待部队上山了,我来通知你撤退。联络信号,拍3下巴掌。”我遵照他的指示,带领4个通信员到达指定地点担任掩护。此刻敌人从东流山冲来,枪声越来越近,信号弹、曳光弹在穿梭飞舞,子弹不断从头顶上飞过。

山坳地里,一箱一箱的文件被倒入火堆里,烧得火光照红四方。叶挺的马也在火堆附近寻找主人,急得嘶嘶地叫。机关干部开始撤退上山,敌人的枪声越来越近。当我们发现敌人接近时,就组织火力阻击。直到梁朴(即饶漱石)带着10多个便衣,手提驳壳枪,从我后侧小路走过,看着他们上了山,我才放下心来。

情况越来越紧张,可一直听不到龚科长发出联络信号,我心急似火。派人联络才知道部队上山已经走出很远。向山上望去,可以影影绰绰地看到沿着山棱线运动的人。我就决定一个一个地撤,终于隐蔽地脱离了敌人。

由于山头被敌人占领,前卫分队顺着山棱线摸索前进,走走停停,速度很慢,我们很快追上了部队。我找到龚科长,心里带气地说:“部队走出去很远,你怎么还不发撤退信号?”龚科长回答说:“来不及联络了,你们已经来了就行了。”政治部秘书长黄诚和蔼地说:“朱排长,不要讲了,来了就好,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听了黄诚的话后,我向前走了几步,见到项英、周子昆、袁国平都在叶挺左右坐着。叶挺从容镇定,两手扶着那把带剑的手杖,站在山坡上,目光炯炯地注视着第二纵队的突围方向。

此时,那个方向枪炮齐鸣,火光冲天,冲杀声震撼山谷。第二纵队的指战员们犹如下山猛虎,势不可挡,打得敌人纷纷逃命,终于在枪林弹雨中杀出了一条血路,突了出去。叶挺见状高兴地说:“第二纵队指战员打得多么勇敢,多么顽强。黄火星同志(第二纵队政委)率部队冲出去了,留着火种在,不怕不燎原!”他又转身喊:“李志高(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要前面走快,前面走快!”但是前面传来消息说,前面山头已被敌人占领,我们只好从山腰翻过去。部队越过火云尖时,天快亮了,一夜才走了五六里山路。下到山脚时,传令就地分散隐蔽。由于肚子饿、口干,不少人悄悄地下到大坑沟里找水喝、找野菜吃。

14日下午,太阳西斜的时候,叶挺与余立金召集山沟突围的干部战士组成3个连队继续突围。叶挺站在坑口山坡上,用望远镜观察地形和敌人的火力点,余立金对突击队员进行了政治动员。黄昏时刻,叶挺正在向突击队讲敌人有多少轻重机枪封锁大坑口,以及怎样打法时,敌人一个搜索排突然从我们后面袭击,把几百人打散了。

我往山上跑,到山头上时,天已经黑了。当晚走不了,就设法找了个地方隐蔽起来。

15日天亮后,我站在竹林里观察四周,突然,一颗流弹从我的帽檐下擦过,“卟”一声钻进了地下。我赶紧做好战斗准备。这时,因我躲在敌人的鼻子底下,不但能听到敌人的枪声,还能听到周围山顶上敌人的喊叫声:“新四军弟兄,你们叶军长投降了,快出来,快出来投降吧!”我心中暗想,叶挺对党、对革命、对人民最忠诚,怎么会投降呢?这一定是敌人的欺骗宣传,绝不能上当受骗。

傍晚,我悄悄地出来,观察敌人的动向和选择突围的方向。在山下有一个小村庄,能听到人声嘈杂,判断可能有敌人。但突围必须经过这个村子的后山。这天晚上八九点钟时,月光照亮山谷,山下的村子已宁静下来,我沿着村后小路下山,听到后面有人说话。回头一看,隐隐约约来了两个人。我立即隐蔽在田埂下,将驳壳枪扳机打开,警惕地注视着他们。等他们走近时,我终于看清,是两个徒手的身穿灰军装的新四军战士。一问才知道,是被打散的第五团的两位战士。于是,我们3人结为一伙,边走边谈。几天几夜没吃饭,饥肠辘辘,我们先在山坡上找吃的,终于摸着了一块山萝卜地。山萝卜是皖南的特产,吃起来清脆,糖分多,水分多,个个似鸡蛋大。萝卜叶上覆盖了一层霜,没有水洗,就用萝卜叶擦去泥沙,狼吞虎咽,连沙子一起吃。吃饱了,又用空米袋装了一袋。一位战士边吃边说:“我们这是迫不得已违反群众纪律啊。”我说:“我有办法不违反群众纪律。”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五角钱(国民党法币),用土块压在拔走萝卜的地方。

吃完萝卜后,我们3人看见山头上有个草棚,就悄悄地摸进草棚里准备休息一会再走。因为疲劳,我们不知不觉地都睡着了,直到太阳照到身上,才被阳光刺醒。我坐起来,大吃一惊说:“真危险!我们赶快走!”这时,左边山道来了10多个敌人和两三副担架。敌人大喊:“站住!”紧接着,“叭、叭、叭”地向我们射击。我们急忙往山坡下滚,顾不上荆棘,钻进密林深处隐蔽起来。就这样,我们3人又被打散了。我揩净脸上的血,看到手上脚上的伤痕,仇恨、愤怒、焦急,一齐涌上心头。

我一个人隐蔽地走了没多久,发现前方几百米的山坡上有人影。只见那些人穿着灰白色的衣服,正悄悄地摘野果吃。我想,有谁会摘野果吃?肯定不是敌人,一定是我们患难的战友啊!我紧了一下身上的背包,提着驳壳枪,顺着山沟,钻进草丛向那边走去。这时,从竹林里走出来一个人,突然喊了声“排长”,就猛地扑过来紧紧地抱住了我。他饱含着热泪说:“朱排长,朱排长,你也来啦!”我定睛一看,啊!原来是军政治部敌工部的日本反正战士后藤。见到自己的战友,我也高兴得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我问他:“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他哭着说:“我们被打散了,冲出来的。排长,你要把我带出去啊!我要找咱们部队,跟你们一起打国民党反动派!”面对着这个异国战友真心实意的表白,我连忙劝慰他:“好同志,别哭了,我一定带你冲出去。”后藤是在我军与日军的一次战斗中被俘的。我们能把他教育、改造过来,多么不容易啊!我有责任把他带出去。

我问后藤:“山上有多少人啊?”后藤结结巴巴地告诉我:“有很多、很多同志,在山上摘野果(用手比划)吃。”并拍拍肚子,表示饿得难受。此刻,我听说有不少同志在山上,连忙对后藤说:“你快去喊他们下来,我们集合起来,一起突围出去。我在这里等你,要是发现敌情,你就赶快回来!”后藤一边答应着,一边帮我卸下身上的背包,要我在这里等他回来。然后,他拖着疲惫的双腿,忍着饥饿,一步一步地爬上山喊同志们。经过他的联络,失散的同志三三两两、陆陆续续地从山上走下来,共计30多人。他们也和我一样,被茅草和荆棘刺破了手、脚、脸,血迹斑斑。看到一支具有素养的革命军队的如此惨状,我心里非常难受,眼泪都要流下来了。但想到现在不是流泪的时候,只有振作精神,才能把来自各纵队和军直属各单位的同志团结起来,把思想统一到突出重围上去。

大家互相介绍了一下,我们这30多个同志中,有的是军部特务团的,有的是第一、第二、第三纵队的。过去虽然互不相识,但患难中一见面就像亲兄弟一样。我统计了一下,共有长短枪10余支,轻机枪1挺,感到很欣慰。我对大家动员说:“同志们,我们要振作革命精神,要有坚强的意志。这次失败只是小部分失败,我们的党中央还在延安,华北还有强大的八路军,大江南北还有我们新四军的主力部队,苏南就有陈毅、粟裕的部队,几个晚上就能到。在苏北黄桥战斗中,我们新四军一次就消灭了国民党顽军1.1万多人,敌人还有一个中将军长被淹死在河里,大家都听到过吗?这个胜利也不小嘛。叶军长刚说过,‘留着火种在,不怕不燎原’。大家就是火种,是革命的宝贵财富。只要我们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就能突围出去,我们到苏南去找陈毅司令员和粟裕副司令员去!”大家听了我的动员,信心大增,一致推选我担任突围队队长,又推选了军部一位连职秘书担任副队长。根据原来的职务,分别编为干部班、警侦班、战士组、机枪组。我把自己积存的几块钱拿出来,动员当过司务长、管理员的同志把身上带的公家的钱,也拿了一部分出来,凑做路费。

我们正打算派侦察员进村去搞饭吃时,正巧河对岸来了一个30多岁的群众,肩上扛着扁担,手里拿着一把柴刀。我没有急于喊他过来,而是等他涉水过河,正在穿裤子的时候,才轻轻地喊他,告诉他我们是新四军,有几天没有吃上饭了,请他帮忙搞顿饭吃。他叹了口气,但满口应承下来。问我们有多少人,需要多少米?为了保密,我没有告诉他真实人数,让他做3斗米的饭,弄点腊肉,买10斤炒青菜。我给了他3块银洋。他要求我派两个便衣跟他去拿。不到两个小时,就把饭菜做好送来了。

大家吃上了热腾腾的饭菜,赞不绝口。有的说:“老板,今天你帮了我们的大忙。”有的说:“等我们到前方去把鬼子打败了,回来再谢你!”

太阳落山,夜幕降临时,我们进到坪阳村。该村四周都是竹林,只有几户人家,住的是茅草屋,他们是从江北迁到皖南居住的。村民觉悟高,拥护新四军。我们就在屋檐下和竹林间吃了一顿晚饭。这样,我们吃了两顿饱饭,每人平均吃了两斤米。

晚饭后,我们准备从这里向郎溪、广德、苏南方向出发。我是1939年初从苏南敌后到皖南军政治部工作的。对苏南的方向、路线还是记得的。老路不能走,有国民党部队,绕道走才安全。大家听到向江南方向突围,都很高兴,认真做好准备,擦好枪,子弹上膛,用热水洗脸、洗脚,整理装具。规定好联络信号、集合地点。虽然来自各个单位,互不相识,在困难面前,都服从命令听指挥。有的同志轻轻地哼起了《新四军军歌》“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

两名向导走在最前面,手里打着四方形的灯笼。身后10多米是我们的便衣侦察员。侦察员后面20多米远是主力。规定红灯信号,当发现敌人时,红灯高举摆动;遇到群众行路,红灯不举不动。我在侦察员后面,便于掌握部队和指挥战斗。行走10多公里路时,进入一家茅草房打听情况。群众看出我们是突围的新四军。他告诉我们:“前天夜里,有个穿皮上衣的首长,带了好几百人从这里经过,向肖岭、左坑、三里屋、南陵、繁昌方向走,到江北去了。我把他们带到肖岭山口,就回来了。”在大家的要求下,考虑到有这位路熟的向导带路,我决定改变突围方向。

青弋江是个危险的地方,渡过青弋江就是胜利。此时,同志们一跛一跛地走着,实在太慢。我很着急,要大家加快速度。到了青弋江渡口,这里河宽水急,向导招呼摆渡过来。此时,我既高兴又紧张的心情难以言状:高兴的是很快就要渡江,紧张的是遇到追敌后果不堪设想。这种心情,一直到渡过江中,才慢慢踏实下来。船一靠岸,好似一块石头落了地。船老板告诉我,这几个晚上他帮我们渡过了近千人,都走肖岭方向到江北去了。大家听了都很高兴。

到肖岭时夜深了,有不少同志实在走不动,要求住下休息。第二天早上,有七八十个敌人便衣,沿着肖岭河的隘道过来了。后藤急着说:“排长,我用机关枪把他们统统地消灭光!”“不行、不行的。一打,群众要吃亏的。”他听了我的话,点点头。肖岭群众紧张地帮助我们把住过的房子打扫干净,消除各种痕迹,然后带领我们从后山爬着滑树的沟道上了山。在这紧要关头,我在路上被戳破的左脚发炎化脓疼痛难忍,每迈一步都十分困难。后藤不顾自己的疲劳,扶着我很快爬到山上隐蔽起来。敌人没有发现我们,避免了一场激战。当天晚上,我们住在大岭庙里。

当我把这支部队带到了繁昌何家湾时,两只脚都发炎了,不能行走。经大家同意,我携带自用驳壳枪,到本排副班长家里隐蔽养伤。其余的同志由副队长带领,安全地渡过长江,在无为地区找到了部队。

在养伤期间,我与活动在该地区的傅秋涛部取得联系。不久,随丁麟昌一齐转移到无为新组建的七师地区。经袁国平的秘书刘丹和丁麟昌证明,七师党组织恢复了我的党籍,分配给七师政治部主任黄火星当警卫员。

后来,我和后藤再也没有见过面,听说他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去一个日军据点做劝降工作时,光荣牺牲了。

在这次千古奇冤中,我和30多个同伴是幸存者。我们后来逐渐弄清了这次事变的真相。皖南事变是抗战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对华中的新四军军部所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国民党顽固派头子蒋介石为了消灭新四军不仅在战场上实施了重兵包围,残害了我新四军七八千将士;在集中营里更是对我被俘将士残酷折磨,惨绝人寰。通过这个事件,我对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本质看得更清楚了。

尽管我广大指战员在8昼夜的突围中,用鲜血书写了一曲鬼神泣、天地惊的悲壮史诗,但9000壮士惨遭失败,是我抗日民族的一大损失,也是我党的一大教训。

链接:

朱镇中,江西瑞金人,1916年5月出生。1932年8月参加红军,参加过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1934年12月在长征途中因作战负伤掉队,被资源县龙溪村粟传谅铁匠救护,伤愈后返回江西,找到游击队重新入伍。1941年皖南事变(时任新四军政治部警卫通信排副排长)发生后,在部队被包围的情况下,他以坚定的党性,鼓励并组织30多名失散的同志突出重围,胜利返回部队。此后又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总高级步校和军事学院工作,原任总参测绘局顾问。1982年3月离休。1995年5月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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