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在敌人眼皮底下召开的会议

发布时间:2017-11-15

只要是对中共党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1927年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这是因为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不仅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而且是一次非常特殊的会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央召开的1200多次会议中,八七会议是惟一一次在历史转折的危机关头、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用短短一天的时间,解决了挽救党、挽救革命、挽救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

第一,环境险恶。

八七会议是在汪精卫集团“七一五”公开“分共”后22天、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全面失败的时候召开的。

汪精卫集团公开“分共”之前,武汉国民政府已经开始发布镇压工农运动的禁令,解除工人武装,解散农民协会。7月13日,国民党反动派就在汉口新市场公开杀害江岸铁路工会秘书、共产党员宋继武。此后,武汉三镇几乎每天都有共产党人和工会、农会干部被杀害。7月1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布《制裁共产党员之训令》,明令各军军长停止所属军队中担任要职的共产党员的职务,严密调查一般共产党员的言行,对所谓违反本党主义及政策者予以惩办。7月29日,汉口人力车夫工人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举行罢工和游行,惨遭反动军警镇压,当场被打死2人,打伤10余人。7月30日,武汉全市戒严,禁止开会和游行。8月1日,汪精卫“宣布共产党员为叛徒,应明正典刑”,“下令讨伐贺龙、叶挺”。8月初,反动军警即开始在武汉街头不停地巡逻,以各种借口挨家挨户清查户口,便衣暗探在大街小巷盘查中共要人,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8月份,仅武汉报纸报道的在刑场上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就有100多人,没有报道的或用其他方式杀害的更是不计其数。武汉三镇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据后来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26000多人。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不知何去何从。工会农会被查禁解散,工农运动走向低沉。原来生气蓬勃的中国南部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从7月中旬开始 ,中央机关各部门相继迁移办公地点,中央领导人和身份公开了的共产党员陆续更换住所,党的活动迅速转入地下状态。

中共中央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会议无疑是极其危险的。经过反复比较选择,最后将会址定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二楼。这里是共产国际代表拉祖莫夫夫妇的住所。这幢楼房是英国人1920年修建的公寓,前后有楼梯,后门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凉台相通,发生情况,便于撤离;一楼是印度人开的百货商店,周围居住的大多是富有的外国人,不大引人注意。因此,在这里开会比较安全。作为会议唯一的工作人员,中共中央秘书邓小平第一个来到会场,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负责安全。会议当天,代表们分批到场,有的是按通知自己找来,有的由交通员带来;有的从前门进,有的从后门入。8月的武汉,火炉一般,但为了保密,代表们进入会场就不能出去,甚至连门也不能开。为防万一,女主人拉祖莫娃在门口望风,代表们的午餐只是就地吃面包。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分批撤离。邓小平完成善后工作,最后一个离开。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过多次重要会议,但没有哪次会议的环境像八七会议这么险恶,没有哪次会议的气氛像八七会议这么紧张。八七会议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决定了党和革命的前途命运。

第二,准备充分。

八七会议之所以能很短的时间取得重大成果,是因为会议之前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材料准备。

1927年中共五大以后,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进一步恶化,反革命活动迅速表面化,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迅速走向反动,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层为挽救革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先看共产国际。5月底,共产国际发来紧急指示,主要内容是:实行土地革命;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农工,组建自己的可靠的军队;成立军事法庭,惩办迫害工农的军官。这一指示虽因多种原因未能贯彻执行并因罗易泄密而为汪精卫集团公开“分共”提供了借口,但是它提出了挽救革命危机的关键所在,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方针的转变提出了总体思路。7月8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抗议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镇压工农运动的反动行径。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要求中共必须做到: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以示抗议;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有步骤地把工农武装起来,开展土地革命,采取措施纠正中共中央的错误并从政治上纯洁党的领导成分。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为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方向性、指导性意见,具有重要意义。

再看中共领导层。在四五月份举行的中共五大上,瞿秋白散发了他的油印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点名批评彭述之,实际上是批评陈独秀。恽代英明确表示赞成瞿秋白的小册子。瞿秋白还与任弼时、蔡和森等一些代表发言批评陈独秀的政治和组织问题报告,罗亦农也对陈独秀的报告表示失望。5月马日事变以后,毛泽东对从湖南来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的同志们说:“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6月,张太雷领导的湖北省委制定《关于对国民政府及工运、农运之策略要点》,提出“整军经武,准备应变”,准备武装农民“上山”和争取地方武装等策略。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加入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力量。蔡和森也提出“只有以进攻对付进攻,以暴动对付暴动,以政变对付政变,才能制胜一切敌人”。这些思想和主张已经成为中共领导层许多人的共识。它说明面临革命失败,中共领导人对于革命的转变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和应变之策。

关于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的问题,7月8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作出了决定:“中国共产党应该召开(最好是秘密召开)紧急代表会议,以便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纠正党的领导所犯的根本性错误”。7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尔尼科夫提出《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方面建议》,其中第三条是“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中共中央全会”,第七条是“责成中央全会立即着手筹备党的代表会议”,第八条是“立即向中国派遣一名有影响的俄国工作人员”,取代被召回的鲍罗廷。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鲍罗廷主持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陈独秀不再视事。临时中央政治局一成立,立即着手筹备紧急会议。“七一五”之后,一部分中央领导人就隐居在汉口德林公寓,进行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

7月23日,新派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到达武汉。和瞿秋白、张国焘见面。7月26日,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到南昌向周恩来、李立三传达有关起义的指示,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留在武汉,同罗米那兹一起负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文件起草等各项筹备工作。中央紧急会议的筹备,从中共中央改组算起有25天,从罗米那兹到武汉算起也有半个月。到8月初,已经拟好了会议的5个文件,确定了会议的各项议程。

第三,代表多样。

八七会议是一次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紧急会议,所以出席会议代表的身份就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

八七会议共有正式代表21名。其中:

中央委员10人: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

候补中央委员3人:李震瀛、陆沉、毛泽东;

中央监察委员2人:杨匏安、王荷波;

青年团代表3人: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

湖南、湖北、军委代表各1人:彭公达、郑超麟、王一飞。

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其助手牛曼和中共中央秘书邓小平。

从以上情况看,中共五大选出的31位中央委员、14位候补中央委员、7位中央监察委员和3位候补监察委员均未到齐,由55人组成的第五届中央领导机关中参加会议者未过半数。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原因是一部分人如周恩来、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贺昌等已赴南昌发动起义,一部分人如彭述之、罗章龙、刘少奇、易礼容、夏曦等不在武汉无法参加会议。由于“时局紧张,交通异常不便”,“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接到了通知,赶到武汉时会议已经结束。因此,地方代表只有湖北、湖南和上海3处。湖北代表郑超麟时任省委宣传部长,是省委书记罗亦农临时通知他参加的。湖南代表是省委书记彭公达。上海代表则是即将赴任的新书记邓中夏。

会议参加者中青年团的三名代表都是团中央委员,却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参加党中央的重要会议。这在中共党的历次会议中极为少见。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建国后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1996年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曾感慨地说:“那时能参加这样的会议,现在不行了!” 

第四,会期短暂。

八七会议原定于7月28日举行,会期一再推迟,等到8月7日,“不得已只能尽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青年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同志开会”。会后第四天,新的中央即发文,向全党说明这次会议不是正式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八七会议的会期只有一天。这也是八七会议的一个特点。

因会期只有一天,所以会议能以日期冠名。这次会议史称“中央紧急会议”、“八七紧急会议”,现通称“八七会议”。这些称谓并非后人所提,而是“与生俱来”。会后第4天即8月11日,中共中央就成立南方局和北方局问题分别致信广东、广西、山东、山西等省委,第一次将这次会议称为 “中央紧急会议”。会后第5天即8月12日,新的党中央向全党发出第一号通告,第一次将这次会议称为“八七会议”。此后一段时间,中共中央在陆续向全党发出的各种文件中,“中央紧急会议”和“八七紧急会议”交替使用。1928年7月9日,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将其简称为“八七会议”。之后,党的各种文件或会议以及重要领导人的讲话均称之为“八七会议”并沿用至今。“八七会议”因此成为中共党史的专用名词。

第五,议题重大。

八七会议虽然会期短暂,主题却是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讨论和解决的都是关系党和革命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会议在李维汉主持下,完成了四项议程。第一,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第二,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工作报告;第三,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和关于农民斗争、职工运动、党的组织问题的三个议决案;第四,选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会议的第一大成果,就是旗帜鲜明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

会议指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表现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就是完全放弃共产党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一味妥协退让,不想武装工农,不想组织真正的革命军队,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解决土地问题。当然,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不能只归于陈独秀个人,会上所作的批评也有不尽恰当的地方;但是,如果不像八七会议那样对过去有一个毫不含糊的批判,要使全党在精神上迅速振奋起来,在指导思想上实行根本转变,是不可能的。

会议的第二大成果,就是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关于土地革命,会议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决定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这一决定,既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根本要求,又适应了现实斗争的需要,回答了此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要害问题。

关于武装起义,会议明确提出: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作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决定,是党在付出惨重的牺牲之后得出的正确结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认识的一个重大进步。

尽管时间只有一天,讨论时发言的却有14人56次之多。许多同志在发言中批评了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等方面的右倾错误。有的同志还批评了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从会议记录看,讨论时第一个发言的是毛泽东,发言次数最多的也是毛泽东,一共7次。毛泽东在发言中除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外,还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军事斗争问题。他批评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偏向,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后来演化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二是农民土地问题。他提出要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同时也要采取一定的办法解决小地主问题,根本取消地主所有制,“如此方可以安民”。这一建议符合湘鄂粤赣一带的土地占有情况,对于日后开展土地革命,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奠定了认识上的基础。但是,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会议的第三大成果,就是选举产生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按照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规定,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权。

中央临时政治局组成人员如下:

委员9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

候补委员7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由于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及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注意防止和纠正“左”的错误,也造成了一些历史的局限。一是对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党应当组织必要的退却缺乏认识,容许和助长了盲目发动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的倾向。二是会议不通知陈独秀参加,只是指责犯错误的领导人,没有着重从思想上、理论上对所犯错误的教训进行认真总结。三是不适当地强调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的单纯工人成分的意义。四是认为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之中。这种认识为以后“左”倾错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危害

第六,成效显著。

八七会议的成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会议之前对即将提交会议确认的精神的实行,另一方面是在会议之后对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

按照常规,会议作出的各项决定是在会后贯彻执行,中共历史上的1200多次会议莫不如此,八七会议却是例外。史实表明,八七会议之前,中共中央改组之后,就开始了党的方针的转变,并连续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一是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镇压工农背叛革命的行径,宣布撤回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这个宣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决裂。正如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所说:“7月13日我党的宣言是党的新政策之开始”。二是7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指出“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阶段”,目前“我们党的责任是与新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秋收暴动”“是共产党现实最主要的任务”,要“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三是7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进一步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进行谴责;同时,苏兆征、谭平山、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声明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四是8月1日举行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是八七会议方针的具体实践。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八一起义也是八七会议精神的结果”。五是 8月3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收秋暴动大纲》,决定在四省首先举行秋收起义。上述史实表明,八七会议以前,中共中央新的方针已经开始付诸实施,八七会议是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的形式将党的重大决策合法化。

八七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旗帜,以血与火的抗争回答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组织武装起义。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11月13日,黄麻特委领导的黄麻起义爆发。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除这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党还先后领导了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的武装起义。到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一部分很快失败了。它们的失败证明:在中国企图通过城市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行不通的。而一些坚持下来的起义军,大多活动在位于数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农村地区,这就为后来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第七,意义深远。

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纠正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正确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挽救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标志,八七会议以其在中共历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其对中共历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发展的深远影响,而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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